媒体如何助力改革开放 ——中国报业四十年回顾_中国报业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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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如何助力改革开放 ——中国报业四十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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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报业改革发展的四十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发展见证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进步推动者。当前，报业正在进行转型升级，报纸“向死而生”，加快面向数字化平台和移动互联网传播转型，新闻报道也在不断探索融合创新的形态。未来报业的发展，还需要继续服务于改革发展，而助推改革最重要的功能依然是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笔者以“媒体如何助力改革开放”这一视角来回顾中国报业发展的四十年征程，探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报业发展，分析中国报业发展如何助力改革开放。并通过回顾不同时期报业推出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系列报道，阐述其在助推改革开放中所起到的社会功能和扮演的媒体角色，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报业发展如何继续助力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启蒙者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报业市场改革重新启动，80年代初开始走上改革发展之路。由于长期处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人们的旧思想、旧观念要真正解放出来，还面临诸多束缚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级报纸由于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人才优势和发行渠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整个80年代，中国报业推出的一系列新闻作品特别是深度报道，在推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可以用“启蒙者”一词来概括，即改革观念的启蒙者和思想更新的引领者。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为代表，这些全国性大报刊载的一系列非常有影响力的报道，从不同的价值维度起到思想解放、观念启蒙的重要作用。笔者对相关作品做简要列举，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980年，《工人日报》发表的报道《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就重大责任事故究问领导部门责任的新闻报道，被誉为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1985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系列作品《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这组报道共8篇，由李大同与驻天津记者张建伟联合撰写，突破了以往新闻界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首次将“灰色带”人群作为新闻的考察对象，以“进行式”报道取代传统的“结论式”报道，被新闻界认为新时期深度报道的“开山之作”。 ——1987年，《经济日报》推出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引发了关于租赁制企业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热烈讨论。这组报道和讨论，改变了以往通讯配评论的方式，大量发表读者来信，从社会广泛参与的对话中得出结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87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针对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这组报道将思维拓展到火灾背后的原因，探究“新闻背后的新闻”，文章的编者按说，“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然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结论最终将会使得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这三篇报道，正是把大兴安岭火灾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放在人与自然和社会互动的关系中去考察，才揭示出管理体制的缺陷、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更复杂的信息和更深刻的启示。 ——198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报道《鲁布革冲击》。这篇报道既叙述了发生在鲁布革工地上的两种体制下的工作状态，又站在普通劳动者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这种差异反映出的体制、利益、观念等深层次问题，由此大大提升了这篇报道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新闻价值。 ——198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共同撰写的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重读这篇报道的开头部分，充满着浓重的思辨色彩和时代追问：“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大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刚刚从十年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被迅速卷进变革的浪涛。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一切都在变。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 回望20世纪80年代这些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不难发现，作者的思想主题是第一位的，而具体的事实、数据材料、案例都在为宏大而重要的主题服务，其叙事风格大气磅礴、写作形式不拘一格。《中国青年报》著名的深度报道记者张建伟曾这样解释此类深度报道文体兴起的原因：我们早已习惯的范式不免是灰色的，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一旦在范式的复杂度上有所增加，它所能够容纳的信息量便大大增加，显出旺盛的生命力。一种文体的创新，要扎根社会现实的思潮土壤，要回应社会发展的普遍需求，要呼应改革开放的价值方向。20世纪80年代，中国报业以具有本土创新色彩的“深度报道体”肩负起“启蒙者”的重大角色，这个时代的媒体改革依然可以给今天以深刻启示：媒体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站位，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