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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中的儒士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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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人论政”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活跃于近代新闻史中的报人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传统的熏陶，积极入世谋求“新闻救国”。又以“修身正己”的儒学自省大兴西学东渐之风，发展中国报业，使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初现雏形。因此，本文联系传统儒学思想与民国初年的社会时局背景，分析“文人论政”产生的缘由，并探讨传统儒士思想对近代报人办报实践的影响。积极入世，报人从政古往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素来都有“清议”的传统，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清议，进直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都是根源于儒家的传统文化。①当国家处于危亡之时，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而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业中的文人们，因当时以言论政的渠道受到了限制，又受到西方办报理念的影响，深受儒学入世论政主张影响的文人们积极入世，开始尝试着办报，发表政论。 1.儒士的“议政”传统方汉奇先生认为，“文人论政”自古有之，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② 《孟子·尽心上》中有言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番议论反映了儒家的理想主义，而由“兼善天下”引申出的“兼济天下”，也成为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③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东汉末年的“处士横议”，明清时期的“经世致用”等，都是文人们施展“家国天下”的爱国热情。由此可见，儒家文化传统孕育出的入世精神，让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抱负的文人们，对国家的兴亡格外关注，他们期望用“道”来改变世界。因此言论报国、文章救国的“文人论政”一直以来都为历代的知识分子所推崇，“家国天下”的爱国意识也不断传承下来。 2.内忧外患之时“办报救国” 中国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议政”传统，使“文人论政”成为几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内化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种基本观念。进入近代后，中国积贫积弱，急需“自强”与“制夷”。社会时局的动荡，激发了文人学者们立言参与国事的热情，他们试图创办报刊发表自己的政论和主张。这时候文人办报的热潮应时而生。王韬作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开文人办报之先河。《循环日报》一改往日报纸的上情下达、刊载奏章的内容形式，是以政论为主体的报刊。王韬认为外国报纸所发表的言论，往往贬低中国，否定中华文明，鼓吹西方文明，甚至不少言论黑白是非不分。因此，他提倡国人自办报刊，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能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发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④ 之后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史量才办《申报》、陈独秀办《新青年》、成舍我办《世界日报》、张季鸾办《大公报》……文人办报论政不断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报刊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致君泽民，上说下教文人论政传统，根植于士大夫文化。“士”是“道”“仁”的承担者、实践者。“道”是形而上的，“仁”是形而下的；“道”是“体”，“仁”是用。余英时先生认为：“‘君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己’，层层向内转。但是由于‘君子之道’即‘仁道’，其目的不在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所以‘君子之道’，同样又必须层层外推，不能止于自了。”⑤ 因此，办报文人们主张“新闻救国”，旨在通过发表通俗易懂的文章，以求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同时，文人们以犀利的舆论引导，主张言论救国，“文章报国”，将报纸作为文人们施展爱国热情的言论战场。 1.办报有益于国事 “士”是“道”“仁”的承担者、实践者。在儒学的士大夫文化中，儒士期望以“道”来改变世界。在近代，国民政府深陷于军阀混战和抗日救亡，政府无暇顾及报业新闻界。于是，在儒家“谋道”思想影响下、新闻使命的激发下，文人们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立志于新闻事业，企图改变国运。办报有益于国事，不仅在于能够疏通上下信息，更加明确地掌握时局，还在于报刊上的言论能够引导国内舆论。饱含鲜明的舆论倾向的政论便是“文人论政”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以报纸为载体，直言批评是他们为社会立言的主要方式。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皆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评论时事政治，鼓吹变法自强；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以敢言著称，他认为报纸评论必须充分发挥言论的重要作用，要有“公”“诚”“勇”的立言态度，方能达到言论救国、文章报国的目的。 2.办报以开启民智在儒家传统中，士大夫的责任在于致君泽民。君子之道，在于推己及人。受儒学文化熏陶的文人们，在为国事办报之时，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共患国难是“文人论政”中的重要目的之一。梁启超在《时务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通俗易懂的文章风格，吸引了广大普通百姓去阅读；胡适在《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