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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纸荒与报界救亡 ——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4)

来源:中国报业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2-2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抗战爆发后,中国纸张短缺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纷纷呼吁“组织新式造纸厂,搜罗制纸人才而用之”。战时沿海地区及内陆地部分纸厂人员设备转移至

抗战爆发后,中国纸张短缺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纷纷呼吁“组织新式造纸厂,搜罗制纸人才而用之”。战时沿海地区及内陆地部分纸厂人员设备转移至西南地区陆续重建。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纸厂情况表厂名地点兴建方式纸类与产能西南造纸厂贵州贵阳永丰造纸厂改名复建以草纸、废纸生产新闻纸,1吨/日嘉乐造纸厂四川嘉定原厂扩建用废纸、稻草生产新闻纸,2.5吨/日中央造纸厂重庆上海龙章造纸厂复建道林、白报纸、书面纸,3吨/日中元造纸厂四川宜宾杭州中元纸厂复建牛皮纸、招贴纸,0.5-1吨/日正中造纸厂四川宜宾兴蜀纸厂扩建本色报纸,1吨/日建国造纸公司四川成都新建道林纸、报纸、特种纸,3吨/日铜梁造纸厂重庆铜梁原厂改扩建卷烟纸各种薄纸,0.5吨/日中国造纸厂四川嘉定原温溪纸厂迁建白报纸牛皮纸,5吨/日万县造纸厂重庆万州武汉白沙洲纸厂内迁打字纸印刷纸书面纸,0.5吨/日云丰造纸厂云南昆明上海造纸厂迁建白报纸、有光纸、打字纸,1吨/日华元造纸厂重庆万州新建印刷纸、白报纸,0.5吨/日

该表显示,战时西南地区新闻纸生产能力极为薄弱,即使略据规模的四川嘉乐纸厂,其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0.22%。抗战后,大量内地纸厂内迁复建带来了资金、技术和人员,使得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新闻纸生产能力缓步提升。据统计1938-1940年,中国工业纸厂年产纸560吨。1941年年均产纸达3900余吨,大致相当于战前最高产能的70%。[27](P.152)

抗战时期新闻纸荒及报业迫切的用纸需求,催生出一些明星造纸企业。其中尤以四川嘉乐造纸厂为代表。该厂素以“专造报纸”见长,报界称之为“嘉乐纸”。这种纸张实为再生纸制造,纸质脆硬本非优质印刷用纸,但在纸张极端匮乏环境下,仍被国人珍视为“上好纸张”,广泛使用于报刊印刷。战时《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都曾使用‘嘉乐纸’印制。旺盛的市场需求,使得嘉乐纸厂的规模与效益连年递增。1938年该厂资本仅14万元,然到1939年纸厂经营资本已达27万元,增涨近50%。1941年该厂总资本又增至150万元,为筹建之初的十余倍。资本实力的扩充,拉动造纸设备与技术的更新,“嘉乐纸的名字在后方已是尽人皆知的了”。战时嘉乐纸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由国民政府统销和配给“各机关团体,所以销路遍及后方各大都市如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它都设立有办事处。”[28]有力保障了战时中国对纸张的需求。

(二)报界尝试使国产土纸替代进口洋纸印报

所谓土纸是采用传统工艺手工或半手工制造的国产纸张。全面抗战后输入中国内地的进口纸张几乎完全断绝,洋纸供应的枯竭,使得中国新闻业被迫重新思考立足自身条件,使用本土纸张印报,此举带动了土纸产量的增加与技术的革新。如报人所言,“抗战以来,洋纸来源断绝,外方压力既除,加以需要日增,内地销量亦日大”形成对土纸巨大的市场需求,“昔日衰落之产区,今则产量益进,同时原先不产纸之区,今亦有纸之出产”。[20]事实上,早在中国近代报业诞生之初,既有使用国产土纸印刷的传统。例如《申报》创办之初,即“用中国久晒纸,单面印之”,这种纸张以稻草和竹子漂白而成,“凡我中国手工造纸业家无不能造”。该纸“尺寸略为改变”后曾被“对开印机”使用,因其“成本自轻可与报纸价格相等,不致悬殊”,[30]保证了《申报》在上海报业市场竞争中的成本优势。但土纸印报“色黑质粗”缺乏韧性,受潮易碎,加之产量制约,使其难以满足中国报业日趋扩大的印量需要。民国初年随着大型印刷机械广泛使用,中国报刊印刷已难觅土纸身影。

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纸荒日益加剧,彻底改变了土纸生产和使用的颓势,中国报业土纸印制一时间成为一种潮流。如时人所言,“自抗战以还,洋纸来源断绝,土纸一时风起云涌,似呈发达之象”。另一位报人也说,“因舶来纸类来源之阻断,国内一般文化界皆渐次采用土纸,国内纸业为之突飞猛进”。在重庆原来用洋纸的报刊大多改用土纸印制。在成都,当地报纸“全用夹江与嘉定两地所制的土纸”印制。据报人回忆,抗战时期重庆《大公报》几乎完全使用夹江生产的“土纸平版印刷机印刷”,发行量超过十万份,且“版面还是相当精致”。因为土纸品质改良和价格优势,使得抗战时期大后方报业的印制成本大为缩减。重庆《大公报》因用土纸印报成本降低,成为“相当赚钱”的报纸,[31](P.315)一扫抗战初期的颓势。

文章来源:《中国报业》 网址: http://www.zgbyzzs.cn/qikandaodu/2020/1224/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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