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纸荒与报界救亡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纸荒困(3)_中国报业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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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纸荒与报界救亡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纸荒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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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造纸能力不足之外，中国传统手工造纸产业亦受国难影响，发展不振。传统造纸多为“农村副业”，造纸技术“口口”相传，导致中国各大造纸产区技术“因循相习”，“历千余年而无进步”，以至纸质退化“一代弱似一代”，无法满足近代国人书写与报业印刷需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区，使得中国土纸市场“销场尽失”。战时土纸市场的萎缩加速了传统造纸的衰败，在湖南，“因华北及东南滨海区域之失陷”，导致“湘纸之省外销场……多被摧毁，省内销场亦蒙不利之打击”，土纸生产一落千丈。[3]战时“浏、醴、平、攸等县”，大量纸工失业，生活无以自存，造纸亦无从谈起。安徽、湖南、浙江等传统造纸产业区的衰落[23]，使得中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纸荒问题的能力大为削弱。

其次，就新闻业自身而言，战时中国报业大规模内迁，沿途不断遭受日军袭扰，人员物资损失极为惨重，储备纸张大多散落无存。到达大后方后，各报多无储备纸张，造成短期纸荒的出现。《大公报》迁渝途中，在宜昌遭受日军轰炸，“勉强运上船的物资和纸张”均荡然无存。《新华日报》迁出武汉后，在湖北嘉鱼遭到日机轰炸遇难二十余人，运纸船只沉没，印报所需卷筒纸20卷被焚毁。即使报纸成功迁至大后方后条件也极为简陋，无法实现纸张及时运输与存储，导致印报困难。战时《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扫荡报》等报纸来渝后，多“自备印刷”但“整所的房屋难找”只能将“印刷工厂和编辑分散在两三处”。《中央日报》编辑部曾“挤在一家杂货店里”工作，编辑部尚且如此简陋，纸张存储的库房更是无从设置。西南地区气候潮湿多雨，印报纸张又极怕受潮，加之日机长期轰炸，更加剧了报业纸张供应和存储的困难。1939年，日军持续对重庆实行无差别轰炸，各大报馆的馆社库房大都损失殆尽，一旦“各家报馆，存纸用完……发生纸荒，必不能免”。[24](P.58)

最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时中国新闻及文化事业的复兴，拉动了文化用纸需求，供需矛盾的尖锐，使得报业纸张供应愈加捉襟见肘。抗战爆发后，内地新闻事业陆续迁至西南、西北等后方地区，尤其是重庆在“确立为陪都之后”，成为“除去沦陷区以外……全国唯一的大都市”，“一时间各大新闻机构争相来渝重新负起他们抗战宣传的责任。”战前重庆即为西南地区报业中心，拥有《新蜀报》《济川公报》《国民公报》等数十份报纸。其中《新蜀报》《国民》“皆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日刊三大张。销量很不错，在地方新闻业中是比价健全的新闻纸”。抗战爆发后，上海《时事报》《新民报》，南京《南京晚报》《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武汉《新华日报》《大江报》《扫荡报》等知名大报先后迁至重庆，使得这座人口不足百万的城市，“有大报十一家，中型报二家，晚报三家”，报业竞争惨烈。抗战初期，重庆大报销量-份，普通报纸5000-6000份，即使质量较差的小报亦有2000-3000份的销量。在外来大报中“《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上下其销量差别不过一二千份”。[13]报业发行的恢复和壮大，无形带动了新闻用纸的巨大需求，但大后方纸张供应的不足却使得供需鸿沟日渐增大，最终使纸荒爆发势不能免。

三、抗战时期中国报界的纸荒应对

(一)报界参与动员纸厂筹办，扩大纸张的生产

中国报界历来认为“报馆根本、在于纸张”，鉴于近代中国新闻纸生产能力的不足，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业积极参与兴办纸厂，借助舆论的力量，引导中国各界关注纸业，从生产源头解决纸荒问题。抗战初期，“中国新式制纸业之各厂中，以制造新闻纸著名者，首推汉口谌家矶之财政部造纸厂。”该厂“所造成之报纸，曾销行于长江流域，治新闻业者多知之。”抗战爆发后，该厂“原料木材缺乏”，“资本不充，营业不振……新闻纸制造之难可知也。”[25]1933年，国民政府实业部曾联合上海报界巨头《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共同认股，选定浙江温州筹建新闻纸厂，这是中国筹建纸厂“中规模最大者”。按照计划纸厂建成后全国报馆用纸“该厂可供给其半数”。1934年，《申报》经理史量才受“聘为筹备委员”，他协调《申报》《新闻报》中华、商务等出版机构募资达170万元，成为民国“新闻业十年间第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26]()但该纸厂生不逢时，筹建之初即有人质疑产品“不能与洋纸竞争”，加之“抗战军兴”、最终“无形停顿”未能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