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纸荒与报界救亡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纸荒困(5)_中国报业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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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纸荒与报界救亡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纸荒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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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后川渝地区土纸生产达到极盛，带动了周边夹江、梁平、铜梁、广安等地土纸生产强劲增长。据统计，1943年川渝地区土纸产量吨，比1938年增加5000吨，增幅达31.25%，“纸商获利颇丰”。为鼓励土纸生产，各地还尝试将分散的造纸槽户组成生产合作社，“纸业技术指导团”，“拟具计划”，在贷款、技术和运销上“予以普遍之指导”，[32](P.1030)通过资源的集中配置实现土纸产量和质量提升，提升了土纸生产效率与工艺的标准化。在土纸大省湖南，为“情逼势迫”，当地的“报纸以及各机关用纸，就改用武冈出产的改良官堆，邵阳、益阳各县出产的土报纸”，土纸从业者超过30万人，不仅成为“湖南境内印书印报、公文用纸”，甚至“贵州、重庆、桂林等地用纸，亦多仰给湖南”。在浙江，战前报业用纸原本“均非国产”，战时由于“运输阻滞、纸价飞涨”，各报不得不“一律采用国产土纸”。为鼓励民众阅读“土纸”读物，当地政府尝试用“淡色土纸试印《老百姓》旬刊数期，结果颇称满意”于是发起“土纸运动”，当地《东南日报》《正报》悉数采用土纸印刷。即使素不产纸的西北，土纸同样呈现供需两旺的状态。1941-1945年延安中央印刷厂土纸使用量从425令/年，增至5000令/年，土纸使用比率从原来的17.5%上升到98.4%。边区刊行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共产党人》《中国文化》等20种报刊全部实现了土纸印刷。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报刊出版印刷的需要。[33]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已经基本普及使用土纸印报。抗战后期，重庆、江西、福建、安徽等地土纸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成为战时印刷品的主要用纸来源。抗战时期土纸印报不仅“产量突增”，“品质之改良，亦具极大成效”。为使土纸能够适应报业印刷的需要，国人不断实验改良生产工艺，提升了土纸品质。抗战初期，“西南诸省报纸刊物……因报纸缺乏”多“以灰色报纸代”，这种土纸“纸质粗硬、不宜皱折、且其颜色灰暗、油墨印亦甚难阅读”。后经国人实验，研制出以竹叶为原料，颜色淡蓝的印刷用纸。这种纸张“质地较毛边纸为厚，富有绵软吸墨性”，价格比进口印刷纸低廉1/3，完全可以替代“舶来报纸之用”，无论在“卷筒机还是平板机”均可印刷，“各报采用之，咸感满意”。

战时报业对国产土纸的提倡与使用，既是无纸可用的压力所迫，更是一种救亡的爱国自觉。如有报纸说，“全国各大报馆，亦宜尽先购用本国纸料，毋以质料之较劣，定价之较昂而弃之，以为外国纸张推广销路。然后可使后起之新闻纸制造业，有改良进步之余地。”[34]有报人反省报业使用洋纸的历程指出，“我们的报纸上，从若干年前起，就在鼓吹提倡国货，劝大家采用国货。其实报纸的本身，就是一个用洋货的叛徒。这安得不惭愧吗？”[35]呼吁报业应当以国产纸张为先，报业印刷“最好采用国产纸，为国家节省一分资金外溢，即是为国家多留一分元气，亦即是为国家多增加一分抗战的力量”，将率身垂范倡导土纸的生产和使用，视为报业救国方式。

战时随着土纸生产工艺和纸质的改良，加之价格低廉，土纸完全替代机器纸厂成为中国报业印刷主角。战时四川夹江生产的夹江土纸即是著名的新闻用纸，由于该纸售价低廉，其纸色与质量皆能满足印报需求，当时川渝出版的《中央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数十种报纸都曾使用过夹江土纸印刷。[36]土纸的改良和使用有效遏制了报业纸荒危机的蔓延，提高了中国报业的自立能力，于抗战新闻业的繁荣功不可没。

(三)报界互助中的纸张拆借与联合版刊行

纸荒是战时报业的共同威胁，为求生存，各报往往能够超越派别与利益之争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纸张拆借时有发生。《新华日报》经理人张瑾汀曾回忆，抗战初期《中央日报》“存纸用尽，无法出报”，急向各报求援。但当时在渝各报大多库存无多“自身难保”。无奈之下《中央日报》经理张明炜只得向《新华日报》借纸。尽管两报是“立场不同，矛盾很大的机关”，但是“为了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新华日报》不计利害，解囊相助，“一张不少立刻借纸四十令，解了《中央日报》的燃眉之急”。[3](P.71)为此，《中央日报》亦将当时国内仅有的一套标题大字铜模，“两两相抵”回借《新华日报》使用。此后，《新华日报》的版面上也有了“各种漂亮的标题字摆上去”，“不但文章内容好，版面形式也是焕然美观，吸引读者的兴趣”，实现了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