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夹缝中的报业巨人：张恨水的新闻素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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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管理素养 张恨水不仅能够采、编、写,而且也是一名出色的报业管理人才,他擅长使用名家稿约,使得他主办的报纸成为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

三、管理素养

张恨水不仅能够采、编、写,而且也是一名出色的报业管理人才,他擅长使用名家稿约,使得他主办的报纸成为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同时,他在管理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鼓励员工方面也有较好的经验。

1.注重名人效应

1925年,成舍我继《世界晚报》后创办《世界日报》,张恨水接管副刊《明珠》。由于人员紧缺,他便通过考试录取的方式寻求特约撰稿人,录用了张友渔、马彦祥、胡春冰、朱虚白等4人,张恨水成为他们进入报刊业的重要引路人。“投考者甚多,最后父亲选中了四人,他们是张友渔、马彦祥、胡春冰、朱虚白。这四个人后来都成为报界健笔,在新闻界、文艺界颇有盛名。这四人相继离去后,父亲又选中了一个擅写掌故的宫竹心为特约撰稿人,此人即是后来以写《十二金钱镖》为人所知的宫白羽。”[16]87同时,他发现京剧是北京人都喜欢的剧种,为了赢得受众喜欢,张恨水就自己出钱来组稿,并盛情邀请京剧评论家左笑鸿写稿。左笑鸿在《明珠》开辟《烂葡萄馆主谈戏》栏目,写了很多北京受众乐于接受的京剧评论文章。铮洵这样回忆到:“恨水为北平《世界日报》主编副刊《明珠》,予日读之,暇偶投数稿,皆承采录,且函约晤谈,一见即如平生欢。”[16]98张恨水把《明珠》副刊办得有声有色,使得原先不属于正统的副刊成了成舍我《世界日报》的主要卖点。

抗战结束后,1946年张恨水受《新民报》总经理邓季惺的委托,去北平《新民报》工作,担任北平地区报社总经理兼主笔。当时该报纸与战时的另外一份伪《新民报》同名,而且伪《新民报》在受众中印象很差。张恨水到北平担任经理后,开展调研,亲自致函北平众多厂、商和居民,声明创办正式的《新民报》,而且《新民报》副刊《北海》,将由名人撰稿。茅盾、田汉、老舍、郭沫若、沈尹默、章士钊、于右任等都是当时的撰稿人。茅盾的《生活之一页》、郭沫若的短篇考古文章、老舍的长篇《八方风雨》以及沈尹默、章士钊、于右任的诗词,彰显了《北海》的名人效应,刊物成了名副其实的名人公共论坛。报纸发行不久,每日销售量便高达5万份。张恨水在创立《北海》后又认识了很多新文学家,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明确要把副刊办得具有号召力,文字生动风趣。

2.不计较个人得失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张恨水担任副刊《花梁山》主编。1936年,经张友鸾建议,张恨水拿出平日的稿费积蓄4000元,在南京创办《南京人报》。该报纸虽然是一份小报,却集聚了当时不少报业人才。张恨水自己担任副刊《南华经》总编兼报社社长,张萍庐担任副刊《戏剧》总编,张友渔专门写社论,盛世强专门报道新闻。由于张恨水本身在民国报业的名气很大,所以当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时,第一天的销售量就达到份,在民国时期,一份报纸的销售额度如此之大,非常惊人。1937年8月15日,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但张恨水仍然坚持在报社办报。12月,南京沦陷前四日,该报宣布停刊。张友鸾后来评价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17]159-160。

《南京人报》虽然销量极佳,但张恨水并没有把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他说:“我们那个报,叫伙计报,根本没有老板。”[2]80正因为他的这句话,报社里的同事个个都非常卖力地工作。当时报社除了印刷人员的工资和别的报社持平外,总编辑的薪水一个月只有40元,副社长100元,普通编辑20元。张恨水虽然任社长,并主持大量工作,却“靠卖稿为生”,因为张恨水不拿报酬,这种奉献和敬业精神,员工全都看在眼里,还有谁会计较个人的得失呢。

张恨水的种种报业素养为所有报界从业者树立了榜样。作为一名编辑,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业务、管理素养,才能提高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能力,形成良好的媒体效应。

张恨水的第一职业是新闻人,他的新闻贡献高于文学贡献。他说:“我的职业是记者、编辑,写小说是因为职业关系,为了报纸的需要。”[1]304张恨水从1919年进入芜湖《皖江日报》到1948年退出北平《新民报》,从事新闻活动长达30年。他曾自己估算,“当我在重庆过五十岁,有朋友替我估计,我编过副刊和新闻二十年,平均每日写五百字的散文,这累积数也是可观的”[2]68。20世纪上半叶,尽管政治风起云涌,但张恨水的采编活动始终拥有很高的定位,是思想、业务、管理素质均高超的全能报业巨人,新闻史上极为少见。一、道德素养张恨水的新闻采编从不讲空话,贴近大众和时代,他认为报纸的存在是群众能成为读者的前提,“报纸编辑展示的舞台就是报纸的版面,而且报纸是做给人看的”[3]。他擅长把握读者的阅读期待,并且能成功地办好副刊,谈及办报经验,他说:“办杂志,好像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孩,非得按时喂他吃,喂了又喂,永远没有完。”[4]1.为民而鸣1927年,张恨水在《有感于上海小报》一文中,十分鲜明地对当时的报纸作了批判:“上海没有租界,也不至于有这些小报。”[5]122作为一名报刊编辑,应肩负起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自身必须具有极强的道德和政治水准。他办报纸的30年,也是中国政治风起云涌的30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比其他知识分子了解的真相更多,“混在报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6]117。尽管编的是副刊,但他仍然非常注重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而对于我国早期的副刊编辑来说,他们只是在副刊上编辑一些娱乐类的琴棋书画内容,张恨水认为副刊也属于新闻,也得注重社会性。他认为:“正论有正论的表现法,闲谈有闲谈的表现法,有道是‘观古宜鉴今',又道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正不妨下以一粟之微,上推宇宙之大。也不妨读上古之《禹贡》,探今日之河流。”[6]90在张恨水看来,副刊也必须紧密联系时局,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张恨水为成舍我的《世界日报》工作期间,所编排的副刊和正刊完全对应,副刊对时政也敢于揭露真相并批评。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世界日报》立刻在惨案发生后的几天之内,每天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一系列关于惨案的照片,报道事实真相,要求段祺瑞政府辞职,并为爱国学生伸张正义,成为代表民意之喉舌。1946年4月,张恨水接手北平《新民报》,他的发刊词开宗明义:“八年苦战之后,无论前后方人民都疲劳极了,所需要的是安居乐业,休养生息。”[7]153张恨水编写副刊《北海》之后,写了不少影射时事的文章,代表了民众反内战、求和平的心声。2.启发民智抗战爆发后,张恨水认为,“抗战期间,一切要求打败日本,文艺不应当离开抗战”,“那些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间接有害于抗战的问题,我们应当都说出来”。[8]118上海战事发生后,张恨水在《弯弓集自序》中说:“夫小说者,消遣文字也,亦通俗文字也。……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必求其无孔不入,更又何待引申?然则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略进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9]351作为报刊媒介,在风沙扑面之时,理应把握舆论导向。他在1938年1月下旬的副刊文章《白事》中写道:“蒙在渝文彦,日以诗章见赐,无任感谢。唯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诸维高明差之。”[7]153三月下旬,又一次告白:“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均乞原谅。”[7]153此后,他公开征集有关抗战的文章和漫画,将启发民智当做副刊编辑的重要使命。他在重庆《新民报》工作期间,连载了他的名著《八十一梦》,反映了国统区种种社会怪现状。由于这些怪现状不能以直白的正刊新闻向民众道明,他便以小说的形式向民众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八十一梦》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10]3.平民语言张恨水擅长使用平民语言,如经常使用“我们”来发表对于时政的看法,用“我们”就把张恨水和平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在《有钱派钱,有力派力》中,短短二、三百字的文章有近一半的句子是用“我们”来作为主语的,“我们还是提那句话,打仗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说句凭良心的话,乃是政府对有钱的太深厚仁慈了”;“我们应当把那口号改过来:‘有钱派钱,有力派力'”。[11]以“我们”来表达,表明了张恨水的平民立场。当时不少报刊的社论、评论都以训斥化和千篇一律的同质化面目出现,而张恨水坚持使用平民化的语言,通篇的大众词汇能够去除读者的阅读障碍,显得生活化、大众化。其文字报道,大部分为400字左右,且每句话也是比较均衡的,在10个字左右,没有过长且难读的句子,非常贴近普通读者。二、业务素养张恨水虽然不是专业编辑出身,却有很高的新闻业务素养,不仅强调新闻的真实性,而且认为副刊必须具有娱情功能,报刊要具备地域特色。1.强调新闻的真实度20世纪军阀混战时期,北京的政局极其不稳,虽然后来迁都南京,但正如David Strand在《Rickshaw Beijing》中所言,北京“仍然保持‘浓重的官方氛围'……北京的旅馆、酒店、地方会馆、饭店、戏院、茶馆、公园以及浴池继续为政治活动提供有利环境,该市的报纸以不同的准确程度和歪曲程度映象出政坛的起伏”[12]。随着政坛的起伏,新闻方面就有很多粗制滥造的产品。军阀们敏锐地感觉到,要把各种报纸、电台当作打击对方的重要工具。根据《晨报》的统计,当时北京只有100多万人口,但新闻机构非常多,有300多家,“据晨报在一九二五年底公布,北洋军阀六机关赠送‘宣传费'的报社、通讯社就有一百多家;加上那些空立名目,市面上见不着报纸的报社和不发稿的通讯社,就更多了,大约在两百家以上”[13]151-152。许多报纸都是用来应付军阀检查的,不同的报纸服务于不同的军阀。为了服务大众,1924年张恨水在北京扶持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并在晚报即将发行之时在《镜报》上登出广告,声明《世界晚报》的五大优点:(1)准确。(2)独家。“本报新闻,力求灵确。”[13]156(3)关注国际新闻。为“引起国人之世界观念”,“特聘专人担任各国通讯,并与外国通讯社特约”。[13]156(4)重视教育新闻。“揭载关于教育界之种种信息,以引起国民注意。”[13]156(5)特辟副刊。“本报特辟《夜光》一版,揭载各种富于兴趣之文字,均聘有专员,分类担任撰述。而《春明外史》描写北京各种社会状况,淋漓尽致,尤为不可多得之作。”[13]156该报还特别强调其客观的政治立场,“本报对于政治上各种问题,均时有公正之批评,遇到重大问题发生,并特请专家担任撰述”[13]156。当时《春明外史》的读者,完全可以把小说中叙述的人物、事件和北京城的人物、事件匹配对应起来,这种饶有趣味的地域特点也成为报纸的重要卖点。据当时也在《世界晚报》工作过的张友鸾回忆,“《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当它作索引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2]106-107。人们阅读副刊,也是在读取一种城市的真实,这是真实和想象之间的穿梭。正如张爱玲所言:“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和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14]90张爱玲所说的戏剧就是指生活中类似报纸的媒介。当整个北京城的新闻全是粗制滥造、以虚构来向军阀讨好时,《春明外史》则很大程度上向受众传递着发生在北京的真相。2.强调副刊的娱情作用20世纪上半叶,报纸类似于今日之网络传播,是非常热门的传媒方式,是社会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世界晚报》在推出副刊《夜光》时指出:“本报特辟夜光一版,揭载各种关于寄兴趣之文字,均聘有专员,分类撰述。”[15]78张恨水非常注意报纸的地方特点和民众兴趣。他在《世界晚报》工作期间就很注重娱情,其小说的审美娱乐功能非常突出。他对民众的娱情心理把握得非常透彻,他自己曾经提到,随着连载小说本身的发展,作家人文意识的不断深入,小说的娱情功能得到很大提升,如《啼笑因缘》。1929-1930年,张恨水在上海《新闻报》的副刊《快活林》上发表了《啼笑因缘》,该小说采用三女追一男的模式,以政治、武侠、言情、三角恋等多角度的叙述,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层面,每个层次的受众都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阅读材料,满足了上海读者的期待。3.注重地域性张恨水编辑副刊的不少经历都在北京,他的副刊带有非常强烈的地域表达模式。张恨水在副刊连载《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中所表达的北京,正如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所描绘的伦敦,他在副刊连载小说中所提供的也是一种完全符合外来人员想象的北京形象,里面的各色场景和地点对应着一个真实的北京。张恨水在《世界日报》做副刊《月光》时,还开辟了《北京指南》栏目,如《谈谈北京的戏院》,主要谈论北京剧院的观众、座位、通风等;《到来今雨轩跳舞去》,主要是谈北京中山公园那里的外国流行舞步和点心;《崇效寺看牡丹》表达了他对北京不少公共场所中围观者的评价。三、管理素养张恨水不仅能够采、编、写,而且也是一名出色的报业管理人才,他擅长使用名家稿约,使得他主办的报纸成为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同时,他在管理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鼓励员工方面也有较好的经验。1.注重名人效应1925年,成舍我继《世界晚报》后创办《世界日报》,张恨水接管副刊《明珠》。由于人员紧缺,他便通过考试录取的方式寻求特约撰稿人,录用了张友渔、马彦祥、胡春冰、朱虚白等4人,张恨水成为他们进入报刊业的重要引路人。“投考者甚多,最后父亲选中了四人,他们是张友渔、马彦祥、胡春冰、朱虚白。这四个人后来都成为报界健笔,在新闻界、文艺界颇有盛名。这四人相继离去后,父亲又选中了一个擅写掌故的宫竹心为特约撰稿人,此人即是后来以写《十二金钱镖》为人所知的宫白羽。”[16]87同时,他发现京剧是北京人都喜欢的剧种,为了赢得受众喜欢,张恨水就自己出钱来组稿,并盛情邀请京剧评论家左笑鸿写稿。左笑鸿在《明珠》开辟《烂葡萄馆主谈戏》栏目,写了很多北京受众乐于接受的京剧评论文章。铮洵这样回忆到:“恨水为北平《世界日报》主编副刊《明珠》,予日读之,暇偶投数稿,皆承采录,且函约晤谈,一见即如平生欢。”[16]98张恨水把《明珠》副刊办得有声有色,使得原先不属于正统的副刊成了成舍我《世界日报》的主要卖点。抗战结束后,1946年张恨水受《新民报》总经理邓季惺的委托,去北平《新民报》工作,担任北平地区报社总经理兼主笔。当时该报纸与战时的另外一份伪《新民报》同名,而且伪《新民报》在受众中印象很差。张恨水到北平担任经理后,开展调研,亲自致函北平众多厂、商和居民,声明创办正式的《新民报》,而且《新民报》副刊《北海》,将由名人撰稿。茅盾、田汉、老舍、郭沫若、沈尹默、章士钊、于右任等都是当时的撰稿人。茅盾的《生活之一页》、郭沫若的短篇考古文章、老舍的长篇《八方风雨》以及沈尹默、章士钊、于右任的诗词,彰显了《北海》的名人效应,刊物成了名副其实的名人公共论坛。报纸发行不久,每日销售量便高达5万份。张恨水在创立《北海》后又认识了很多新文学家,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明确要把副刊办得具有号召力,文字生动风趣。2.不计较个人得失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张恨水担任副刊《花梁山》主编。1936年,经张友鸾建议,张恨水拿出平日的稿费积蓄4000元,在南京创办《南京人报》。该报纸虽然是一份小报,却集聚了当时不少报业人才。张恨水自己担任副刊《南华经》总编兼报社社长,张萍庐担任副刊《戏剧》总编,张友渔专门写社论,盛世强专门报道新闻。由于张恨水本身在民国报业的名气很大,所以当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时,第一天的销售量就达到份,在民国时期,一份报纸的销售额度如此之大,非常惊人。1937年8月15日,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但张恨水仍然坚持在报社办报。12月,南京沦陷前四日,该报宣布停刊。张友鸾后来评价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17]159-160。《南京人报》虽然销量极佳,但张恨水并没有把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他说:“我们那个报,叫伙计报,根本没有老板。”[2]80正因为他的这句话,报社里的同事个个都非常卖力地工作。当时报社除了印刷人员的工资和别的报社持平外,总编辑的薪水一个月只有40元,副社长100元,普通编辑20元。张恨水虽然任社长,并主持大量工作,却“靠卖稿为生”,因为张恨水不拿报酬,这种奉献和敬业精神,员工全都看在眼里,还有谁会计较个人的得失呢。张恨水的种种报业素养为所有报界从业者树立了榜样。作为一名编辑,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业务、管理素养,才能提高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能力,形成良好的媒体效应。[参考文献][1]严建平.夜光常满杯[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宋玮,李哲.“报人专家”张恨水的编辑思想探析[J].作家(下半月),2009(12).[4]皖江文化组.张恨水经典语录对白[EB/OL].[2009-12-02].

文章来源：《中国报业》 网址: http://www.zgbyzzs.cn/qikandaodu/2020/1121/6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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