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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书生报国唯秃笔——纪念张季鸾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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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导 语 张季鸾 ，原籍陕西榆林，出生地在山东邹平。其父张楚林曾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考取了进士，而这则是在尚武风气浓厚的榆林地区破天荒的一件事。为了报答刘
导 语
张季鸾，原籍陕西榆林，出生地在山东邹平。其父张楚林曾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考取了进士，而这则是在尚武风气浓厚的榆林地区破天荒的一件事。为了报答刘蔡二人的恩德，张楚林在家中设立了两人的牌位，令子孙后代供奉祭拜，这种报恩的思想对年幼的张季鸾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季鸾后来在《归乡记》中就曾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从报答亲恩，扩大为报答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张季鸾的这种报恩思想在后来的办报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以文章报国。
张季鸾（1888—1941）
1926年张季鸾同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在此后，张季鸾担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及社论主笔达十五年。这期间，中国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动荡不安，而张季鸾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将其“文章报国”，“新闻救国”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报刊为载体发表言论，针砭时弊，辨析时局，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间排左起：左一张季鸾，左二吴鼎昌，左三胡政之
1926年至1927年间，张季鸾曾发表过三篇社论，矛头直指吴佩孚、汪精卫、蒋介石，这三篇敢于直斥政治权贵的社论史称“三骂”。
其中，“第一骂”是1926年12月4日发表的《跌霸》一文，对吴佩孚的军阀统治之所以落得现今结局的一次鞭辟入里的分析：“吴佩孚独霸一时，为迷信武力统一之一人···识者不待其踞蹐郑州，早知其必演跌霸一剧矣。”
“第二骂”是汪精卫，1927年11月4日张季鸾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对汪精卫在北伐革命中的反复无常之举进行痛斥：“特以‘好人为上’之故，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同时也一针见血指出彼时中国政局的动荡不安在于“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
“三骂”最后一篇是针对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张季鸾在《蒋介石之人生观》中对蒋宋联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讽刺，痛斥蒋介石“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兵士徇生，将帅谈爱”，揭露蒋介石为人虚伪，“不学无术，为人之祸”。这“三骂”表明了张季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敢于去直面社会黑暗并予以深刻揭露，尖锐抨击了当时中国政治上的腐败与混乱。
张季鸾出席“大公报号”滑翔机在珊瑚坝机场的飞行表演
不仅是对国内政治腐败黑暗的混乱局面尖锐的揭露，张季鸾在其社论文章中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刻洞悉，并预见日本对华侵略的事态趋势。台湾学者陈纪滢曾在《报人张季鸾》一书中说：“季鸾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就中日关系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的政论家。”
1931年7月张季鸾发表过一篇《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对日本对中国侵略野心表达了忧虑和预见，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再发社论《国家真到危重关头》，对事变后国内外的局势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认为日本发动事变的目的并不在于侵占东三省，而在于灭亡中国，提醒国民：“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此后，张季鸾根据日本对华政治军事行动的最新动态，从不同的角度对时局变化进行分析，旨在提醒国民“救亡图存”。
在1941年张季鸾病逝前19天，时值日本对重庆空袭轰炸期间，他仍坚持用笔墨文章激励国民抗日救国的情绪。在1941年8月18日，张季鸾病榻上对王芸生说：“我们必须想个说法打击敌人。”于是便有了那篇著名的社论《我们在割稻子》——“在最近的十天天气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金黄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张季鸾对于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信念，也鼓舞了广大民众。
张季鸾（二排右四）与大公报同仁合照
张季鸾一生作为一名报人，一名文人，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更不是一位军事家，但是他却能对时局有着敏锐的洞察，见人所未见，敢言人所不敢言，这不仅是其长期办报所积累的职业敏感，更是其在报业生涯中所秉持的“文章报国”的职业理想与追求。在张季鸾逝世后，重庆各界为起举行追悼会，国共双方的领袖都发来唁电，国民政府也为其颁发了褒扬令。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未曾有过的，这也说明了张季鸾一生实践“文章报国”之理念也是得到世人所认同的。
文章来源：《中国报业》 网址: http://www.zgbyzzs.cn/zonghexinwen/2020/0904/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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