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纸荒与报界救亡 ——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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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6]陶亢德.关于文化用纸问题[N].申报，1943-03-27. [7]申报.平津纸荒[N].申报，1936-12-12. [8]纸价飞涨：产业落后中国，誓将大闹纸荒[N].益世报，1931-02-25. [9]如何

[6]陶亢德.关于文化用纸问题[N].申报，1943-03-27.

[7]申报.平津纸荒[N].申报，1936-12-12.

[8]纸价飞涨：产业落后中国，誓将大闹纸荒[N].益世报，193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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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曹增祥.抗战期中大后方报纸的特色[N].华北日报，1946-09-01.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身为文化传播载体，纸张“使得过去传播思想的昂贵材料，被一种经济的材料取代”，“促成了人类思想成果的流传”。[1](P.135)纸张与报业的关系最为密切，工业革命后机器造纸的蓬勃发展与纸张价格的下降，催生了世界廉价报刊时代的到来。伴随着社会书写方式和印刷革新的进步，“现代文化所用之纸，第一要能双面能印，第二要能上铅石印机，第三要能写钢笔”。[2]遗憾的是，近代中国传统造纸技术故步自封，手工纸张不仅难以满足国人书写需求，更无法适应中国报业印刷需要，形成了对西方纸张的高度依赖。“抗战前各大都市中间，比较新的家庭，即拭杯筷的纸，上厕所的手纸，无一不采用洋货”，而中国新闻业“所需用的纸张”，更是“百分之九十九是采用品质坚韧可以双面印刷的洋纸”[3]，纸张成为制约中国新闻业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瓶颈。纸张是报业的命脉，抗战时期随着日本占领和掠夺的加深，中国纸张进口来源枯竭，出现纸张奇缺，纸价飞涨，无纸印报的危难局面。“纸荒”成为战时中国报界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抗战时期中国新闻界“卫国奋斗，责任之重大，实不亚于前线冲锋陷阵之战士”。[4]报业更是承担着宣传抗战方略，动员民众救亡，向中外传播抗战信息的使命，但纸荒的频发使得战时报业时常陷入“弹尽粮绝”危险境遇之中，这不仅关乎报业自身经营稳定，更成为对日舆论战和宣传战能否有效开展的关键因素。战时中国为何纸荒频发？其对中国新闻业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新闻界如何在战火倥偬中妥善应对纸荒困厄，承载起抗战宣传的使命？对于这些重要问题已有成果尚付阙如。笔者尝试以史料为基础，从中国报业纸荒困局的表征入手，揭示战时中国新闻业在国难乱局中如何挣扎求生，在物质极端匮乏的状态中履行抗战宣传责任的历史面象。一、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纸荒困局的发生及其表征尽管自近代以来中国报业即受到纸荒问题的长期困扰，但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纸荒问题却尤为严峻。“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新闻业受国难时局的影响，报界纸荒在各地时有出现，且愈演愈烈。在上海，抗战之前报业纸张供应较为稳定，但受淞沪战局影响开始出现“纸料缺乏”，“纸价奇昂”的局面，“纸荒之危险”，“影响印刷业及新闻业殊巨”，报业所需“若干纸张已经绝迹，且暂时无法迅速增加纸张存储”。[5]由于纸价走高，西方纸业趁火打劫，不再“与各(在沪)大报社签订半年和全年”的长期纸张合同，导致报业纸张价格高涨波动剧烈。1937年-1939年上海纸张从“每令不及六元”，涨至三百多元。上海书报两业尽管“勉力维持”，却仍感不易，出现“无法继续出版之危机”。报人为此哀叹，纸价“一涨就涨了百余元”，此后更是“无日不涨，有夜皆增……这样的涨法，记者无以名之，只好名之曰‘混涨’”。[6]在华北地区，华北事变曾导致“外纸断绝”。据报道，“平津现闹纸荒、报纸缺乏允甚、每令由三元涨至五元七角余犹无货。坎拿大北欧各纸厂货物来者渐少，求过于供。各公司顷运之纸，均交合同家用，倘绥战扩大外纸断绝将影响华北新闻业”。[7]在天津新闻用纸价格从3.2元/令，涨至6.4元。天津《益世报》称，“津市消耗纸数最多者，莫过于新闻纸，除稍有根基之各报，尚可支持外，其初创未久之小报，广告价目即不能增加，而纸类又复腾涨不已，无日不处危境”，[8]津门报界哀鸿遍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全国大报馆多提前储备纸张，“库存甚多”，加之战事初起“洋纸输入尚易”，故报业用纸“尚不感缺乏”。但到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随着战火深入，“纸张运输”受到“重大影响”。[9]1938年末，日军在东南沿海登陆，“海口封锁，舶来纸张，全告断绝”，大后方“纸张供应日渐趋紧”，“洋纸价格激涨”，报业重新面临“甚为缺货”的危局。在武汉，“每逢时局有一次变动，汉市的物价，马上便会高涨起来。”尤其是纸张作为“外来的货物”，已经“涨得大不象样”。报业用纸从原价不过三四元每令，“涨到十七八元”。[10]在南京，自1937年以后报刊“纸张来源近益缺乏”，迫使大量报刊外迁或停刊。[11]即使如湖南这样富产纸张的地区，纸荒肆虐同样严重。战前“湖南的报纸以及各机关用纸，大多是舶来品”。以至于“那时每每抵制仇货运动发动一次，湖南方面就要闹一次纸荒。”[12]由此而见战前纸荒已突破区域局限，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1939年后日军加紧了对我抗战后方的物资封锁和战略包围，导致中国报业纸荒日趋严峻。在陪都重庆，报业所需“报纸油墨等印刷材料”，都呈“极度缺乏”的状态。“白报纸无论卷筒平板皆无购处”。“扫荡，大公，时事，新蜀，新民，国民，大江”等在渝大报所用纸张大都为“半年以前设法运来的……旧存的纸”，“恐怕不久都将用罄。”面对无纸窘境，“新华，中央，西南，济川，商务等家，一个月前已改用土纸了”[13]。受纸荒影响，抗战之初，大后方报业有的已“不能承接大批量的印刷”，有的“无法开工”，以至销量锐减。因“纸价油墨过昂”，更导致战时大后方报业利润缩减，经营惨淡。在报业之外，缺纸问题亦波及图书出版业，民国著名的“生活，大东，天马，新知”等出版社，在迁渝半年多时间几乎“没有一本新书问世，所卖的还是那武汉退来的老货。”[13]而当时重庆市面销量最好的《中国空军》、《文摘》、《全民抗战》、《国讯》等期刊，由于“用不起白报纸”，只能“改用土纸”印刷，印量“多者不过一两万份少则三四千份”，与战前销量形同天壤。在西北地区，纸荒的肆虐，更达到了“令人心焦”的地步。战前西北地区仅陕西“勉强出一点土纸”，“其他各省无论土纸洋纸，悉数要靠输入”[14]。战时西北报馆迅疾陷入到“拿钱买不到纸”的绝境中。在陕西，报馆直到“排校完毕上了版，才去东拼西凑找纸张”[14]残喘发行。在陕甘宁边区，记者海伦·斯诺曾写到“哪怕一张最普通的纸”，在这里“都是最奢侈的东西”。[15](P.85)边区机关报《新中华报》曾因“纸料缺乏”[16](P.5)，“出版分量减少一半”[17]其他各类读物也因纸荒被“限制印刷份数”，甚至出现用桦树皮记笔记，出墙报，开处方的奇景。鉴于边区纸荒的严重，毛泽东在边区会议上，将缺乏纸张与没衣穿，没饭吃并列为边区最为紧迫和急需解决的生存问题之一。[18]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国际交通线更受阻隔，舶来纸输入愈为困难”，大后方报业被迫采用纸质粗糙的土纸替代洋纸印刷，如此“亦不能自行供应”，“印刷纸呈现恐慌”始终“甚为严重”。有报人回忆称：“那时重庆各种物资是万分缺乏，纸张当然不能例外也是供不应求”。在重庆，新闻纸张价格“一再昂涨”至“十数倍”，尽管纸厂“昼夜开工不停生产”，却仍然供不应求。有报人为用纸前景忧虑，“各家报馆，存纸用完，势必也得改用土纸，恐怕纸价的飞涨犹其余事，发生纸荒必不能免。”[19]更有报人直接斥责纸荒威胁报业经营安全，“纸价大涨，各报生存，除少数历史久远经济组织健全者外，均入于风雨飘摇之状态。”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胜利前，中国报业纸荒问题从华北华中等地区发生，随着战事推进至华东，西南和西北地区，几乎遍及中国全境。新闻纸荒始终是困扰战时中国报业发展，限制战时宣传效能发挥的致命问题。二、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新闻业纸荒困局之成因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纸荒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战时中国纸荒的成因极为复杂，既有自身纸张产能不足的痼疾，也有外敌入侵对纸张进口的封锁和纸厂的破坏。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不仅加剧了战时纸荒的破坏力，更增加报界应对纸荒的难度。首先，战前中国纸张严重依赖进口，无法自给自足是造成中国报业纸荒肆虐的根本原因。如《申报》所言，中国自近代造纸工业诞生之初就发育迟缓，“尚在萌芽时代”，导致国内“印刷用纸，大部来自外国”，仅1937年中国纸类进口价额即达6530万元。而太平洋战争之后，随着“外来纸张遂告绝迹，纸价亦日益飞涨。因此文化用纸，包括新闻纸，公文信件用纸，油印腊纸，复写纸等，价格之飞腾，实属惊人。”[20]日军侵华过程中对中国工业造纸厂进行了大肆掠夺和破坏，使得本已脆弱的中国纸业雪上加霜。在战区，中国造纸工厂有的被战火摧毁，有的被掠夺侵占，有的设备被拆走，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在纸业中心上海，战前其纸张产能占据全国的31%，但因淞沪抗战，上海各大纸厂“大半毁废，正在计划中者亦无法进行矣”。[21]著名龙章造纸厂战前原本设备齐全，生产较好。抗战爆发后，该厂即迁往武汉、宜昌等地，沿途船只失散沉没，损失机器五十吨，至重庆后其设备已损失惨重，一度难以复建。据统计，抗战前国内有各大纸厂32家，抗战爆发后被日军占领或破坏的即达18家，占中国全部造纸厂的56.25%，因日本侵略中国损失纸张生能约吨，约占中国造纸全年产能的71%。[22](P.558)在工业造纸能力不足之外，中国传统手工造纸产业亦受国难影响，发展不振。传统造纸多为“农村副业”，造纸技术“口口”相传，导致中国各大造纸产区技术“因循相习”，“历千余年而无进步”，以至纸质退化“一代弱似一代”，无法满足近代国人书写与报业印刷需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区，使得中国土纸市场“销场尽失”。战时土纸市场的萎缩加速了传统造纸的衰败，在湖南，“因华北及东南滨海区域之失陷”，导致“湘纸之省外销场……多被摧毁，省内销场亦蒙不利之打击”，土纸生产一落千丈。[3]战时“浏、醴、平、攸等县”，大量纸工失业，生活无以自存，造纸亦无从谈起。安徽、湖南、浙江等传统造纸产业区的衰落[23]，使得中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纸荒问题的能力大为削弱。其次，就新闻业自身而言，战时中国报业大规模内迁，沿途不断遭受日军袭扰，人员物资损失极为惨重，储备纸张大多散落无存。到达大后方后，各报多无储备纸张，造成短期纸荒的出现。《大公报》迁渝途中，在宜昌遭受日军轰炸，“勉强运上船的物资和纸张”均荡然无存。《新华日报》迁出武汉后，在湖北嘉鱼遭到日机轰炸遇难二十余人，运纸船只沉没，印报所需卷筒纸20卷被焚毁。即使报纸成功迁至大后方后条件也极为简陋，无法实现纸张及时运输与存储，导致印报困难。战时《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扫荡报》等报纸来渝后，多“自备印刷”但“整所的房屋难找”只能将“印刷工厂和编辑分散在两三处”。《中央日报》编辑部曾“挤在一家杂货店里”工作，编辑部尚且如此简陋，纸张存储的库房更是无从设置。西南地区气候潮湿多雨，印报纸张又极怕受潮，加之日机长期轰炸，更加剧了报业纸张供应和存储的困难。1939年，日军持续对重庆实行无差别轰炸，各大报馆的馆社库房大都损失殆尽，一旦“各家报馆，存纸用完……发生纸荒，必不能免”。[24](P.58)最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时中国新闻及文化事业的复兴，拉动了文化用纸需求，供需矛盾的尖锐，使得报业纸张供应愈加捉襟见肘。抗战爆发后，内地新闻事业陆续迁至西南、西北等后方地区，尤其是重庆在“确立为陪都之后”，成为“除去沦陷区以外……全国唯一的大都市”，“一时间各大新闻机构争相来渝重新负起他们抗战宣传的责任。”战前重庆即为西南地区报业中心，拥有《新蜀报》《济川公报》《国民公报》等数十份报纸。其中《新蜀报》《国民》“皆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日刊三大张。销量很不错，在地方新闻业中是比价健全的新闻纸”。抗战爆发后，上海《时事报》《新民报》，南京《南京晚报》《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武汉《新华日报》《大江报》《扫荡报》等知名大报先后迁至重庆，使得这座人口不足百万的城市，“有大报十一家，中型报二家，晚报三家”，报业竞争惨烈。抗战初期，重庆大报销量-份，普通报纸5000-6000份，即使质量较差的小报亦有2000-3000份的销量。在外来大报中“《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上下其销量差别不过一二千份”。[13]报业发行的恢复和壮大，无形带动了新闻用纸的巨大需求，但大后方纸张供应的不足却使得供需鸿沟日渐增大，最终使纸荒爆发势不能免。三、抗战时期中国报界的纸荒应对(一)报界参与动员纸厂筹办，扩大纸张的生产中国报界历来认为“报馆根本、在于纸张”，鉴于近代中国新闻纸生产能力的不足，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业积极参与兴办纸厂，借助舆论的力量，引导中国各界关注纸业，从生产源头解决纸荒问题。抗战初期，“中国新式制纸业之各厂中，以制造新闻纸著名者，首推汉口谌家矶之财政部造纸厂。”该厂“所造成之报纸，曾销行于长江流域，治新闻业者多知之。”抗战爆发后，该厂“原料木材缺乏”，“资本不充，营业不振……新闻纸制造之难可知也。”[25]1933年，国民政府实业部曾联合上海报界巨头《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共同认股，选定浙江温州筹建新闻纸厂，这是中国筹建纸厂“中规模最大者”。按照计划纸厂建成后全国报馆用纸“该厂可供给其半数”。1934年，《申报》经理史量才受“聘为筹备委员”，他协调《申报》《新闻报》中华、商务等出版机构募资达170万元，成为民国“新闻业十年间第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26]()但该纸厂生不逢时，筹建之初即有人质疑产品“不能与洋纸竞争”，加之“抗战军兴”、最终“无形停顿”未能建成。抗战爆发后，中国纸张短缺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纷纷呼吁“组织新式造纸厂，搜罗制纸人才而用之”。战时沿海地区及内陆地部分纸厂人员设备转移至西南地区陆续重建。具体情况参见下表：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纸厂情况表厂名地点兴建方式纸类与产能西南造纸厂贵州贵阳永丰造纸厂改名复建以草纸、废纸生产新闻纸,1吨/日嘉乐造纸厂四川嘉定原厂扩建用废纸、稻草生产新闻纸,2.5吨/日中央造纸厂重庆上海龙章造纸厂复建道林、白报纸、书面纸,3吨/日中元造纸厂四川宜宾杭州中元纸厂复建牛皮纸、招贴纸,0.5-1吨/日正中造纸厂四川宜宾兴蜀纸厂扩建本色报纸,1吨/日建国造纸公司四川成都新建道林纸、报纸、特种纸,3吨/日铜梁造纸厂重庆铜梁原厂改扩建卷烟纸各种薄纸,0.5吨/日中国造纸厂四川嘉定原温溪纸厂迁建白报纸牛皮纸,5吨/日万县造纸厂重庆万州武汉白沙洲纸厂内迁打字纸印刷纸书面纸,0.5吨/日云丰造纸厂云南昆明上海造纸厂迁建白报纸、有光纸、打字纸,1吨/日华元造纸厂重庆万州新建印刷纸、白报纸,0.5吨/日该表显示，战时西南地区新闻纸生产能力极为薄弱，即使略据规模的四川嘉乐纸厂，其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0.22%。抗战后，大量内地纸厂内迁复建带来了资金、技术和人员，使得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新闻纸生产能力缓步提升。据统计1938-1940年，中国工业纸厂年产纸560吨。1941年年均产纸达3900余吨，大致相当于战前最高产能的70%。[27](P.152)抗战时期新闻纸荒及报业迫切的用纸需求，催生出一些明星造纸企业。其中尤以四川嘉乐造纸厂为代表。该厂素以“专造报纸”见长，报界称之为“嘉乐纸”。这种纸张实为再生纸制造，纸质脆硬本非优质印刷用纸，但在纸张极端匮乏环境下，仍被国人珍视为“上好纸张”，广泛使用于报刊印刷。战时《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都曾使用‘嘉乐纸’印制。旺盛的市场需求，使得嘉乐纸厂的规模与效益连年递增。1938年该厂资本仅14万元，然到1939年纸厂经营资本已达27万元，增涨近50%。1941年该厂总资本又增至150万元，为筹建之初的十余倍。资本实力的扩充，拉动造纸设备与技术的更新，“嘉乐纸的名字在后方已是尽人皆知的了”。战时嘉乐纸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由国民政府统销和配给“各机关团体，所以销路遍及后方各大都市如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它都设立有办事处。”[28]有力保障了战时中国对纸张的需求。(二)报界尝试使国产土纸替代进口洋纸印报所谓土纸是采用传统工艺手工或半手工制造的国产纸张。全面抗战后输入中国内地的进口纸张几乎完全断绝，洋纸供应的枯竭，使得中国新闻业被迫重新思考立足自身条件，使用本土纸张印报，此举带动了土纸产量的增加与技术的革新。如报人所言，“抗战以来，洋纸来源断绝，外方压力既除，加以需要日增，内地销量亦日大”形成对土纸巨大的市场需求，“昔日衰落之产区，今则产量益进，同时原先不产纸之区，今亦有纸之出产”。[20]事实上，早在中国近代报业诞生之初，既有使用国产土纸印刷的传统。例如《申报》创办之初，即“用中国久晒纸，单面印之”，这种纸张以稻草和竹子漂白而成，“凡我中国手工造纸业家无不能造”。该纸“尺寸略为改变”后曾被“对开印机”使用，因其“成本自轻可与报纸价格相等，不致悬殊”，[30]保证了《申报》在上海报业市场竞争中的成本优势。但土纸印报“色黑质粗”缺乏韧性，受潮易碎，加之产量制约，使其难以满足中国报业日趋扩大的印量需要。民国初年随着大型印刷机械广泛使用，中国报刊印刷已难觅土纸身影。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纸荒日益加剧，彻底改变了土纸生产和使用的颓势，中国报业土纸印制一时间成为一种潮流。如时人所言，“自抗战以还，洋纸来源断绝，土纸一时风起云涌，似呈发达之象”。另一位报人也说，“因舶来纸类来源之阻断，国内一般文化界皆渐次采用土纸，国内纸业为之突飞猛进”。在重庆原来用洋纸的报刊大多改用土纸印制。在成都，当地报纸“全用夹江与嘉定两地所制的土纸”印制。据报人回忆，抗战时期重庆《大公报》几乎完全使用夹江生产的“土纸平版印刷机印刷”，发行量超过十万份，且“版面还是相当精致”。因为土纸品质改良和价格优势，使得抗战时期大后方报业的印制成本大为缩减。重庆《大公报》因用土纸印报成本降低，成为“相当赚钱”的报纸，[31](P.315)一扫抗战初期的颓势。1940年后川渝地区土纸生产达到极盛，带动了周边夹江、梁平、铜梁、广安等地土纸生产强劲增长。据统计，1943年川渝地区土纸产量吨，比1938年增加5000吨，增幅达31.25%，“纸商获利颇丰”。为鼓励土纸生产，各地还尝试将分散的造纸槽户组成生产合作社，“纸业技术指导团”，“拟具计划”，在贷款、技术和运销上“予以普遍之指导”，[32](P.1030)通过资源的集中配置实现土纸产量和质量提升，提升了土纸生产效率与工艺的标准化。在土纸大省湖南，为“情逼势迫”，当地的“报纸以及各机关用纸，就改用武冈出产的改良官堆，邵阳、益阳各县出产的土报纸”，土纸从业者超过30万人，不仅成为“湖南境内印书印报、公文用纸”，甚至“贵州、重庆、桂林等地用纸，亦多仰给湖南”。在浙江，战前报业用纸原本“均非国产”，战时由于“运输阻滞、纸价飞涨”，各报不得不“一律采用国产土纸”。为鼓励民众阅读“土纸”读物，当地政府尝试用“淡色土纸试印《老百姓》旬刊数期，结果颇称满意”于是发起“土纸运动”，当地《东南日报》《正报》悉数采用土纸印刷。即使素不产纸的西北，土纸同样呈现供需两旺的状态。1941-1945年延安中央印刷厂土纸使用量从425令/年，增至5000令/年，土纸使用比率从原来的17.5%上升到98.4%。边区刊行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共产党人》《中国文化》等20种报刊全部实现了土纸印刷。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报刊出版印刷的需要。[33]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已经基本普及使用土纸印报。抗战后期，重庆、江西、福建、安徽等地土纸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成为战时印刷品的主要用纸来源。抗战时期土纸印报不仅“产量突增”，“品质之改良，亦具极大成效”。为使土纸能够适应报业印刷的需要，国人不断实验改良生产工艺，提升了土纸品质。抗战初期，“西南诸省报纸刊物……因报纸缺乏”多“以灰色报纸代”，这种土纸“纸质粗硬、不宜皱折、且其颜色灰暗、油墨印亦甚难阅读”。后经国人实验，研制出以竹叶为原料，颜色淡蓝的印刷用纸。这种纸张“质地较毛边纸为厚，富有绵软吸墨性”，价格比进口印刷纸低廉1/3，完全可以替代“舶来报纸之用”，无论在“卷筒机还是平板机”均可印刷，“各报采用之，咸感满意”。战时报业对国产土纸的提倡与使用，既是无纸可用的压力所迫，更是一种救亡的爱国自觉。如有报纸说，“全国各大报馆，亦宜尽先购用本国纸料，毋以质料之较劣，定价之较昂而弃之，以为外国纸张推广销路。然后可使后起之新闻纸制造业，有改良进步之余地。”[34]有报人反省报业使用洋纸的历程指出，“我们的报纸上，从若干年前起，就在鼓吹提倡国货，劝大家采用国货。其实报纸的本身，就是一个用洋货的叛徒。这安得不惭愧吗？”[35]呼吁报业应当以国产纸张为先，报业印刷“最好采用国产纸，为国家节省一分资金外溢，即是为国家多留一分元气，亦即是为国家多增加一分抗战的力量”，将率身垂范倡导土纸的生产和使用，视为报业救国方式。战时随着土纸生产工艺和纸质的改良，加之价格低廉，土纸完全替代机器纸厂成为中国报业印刷主角。战时四川夹江生产的夹江土纸即是著名的新闻用纸，由于该纸售价低廉，其纸色与质量皆能满足印报需求，当时川渝出版的《中央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数十种报纸都曾使用过夹江土纸印刷。[36]土纸的改良和使用有效遏制了报业纸荒危机的蔓延，提高了中国报业的自立能力，于抗战新闻业的繁荣功不可没。(三)报界互助中的纸张拆借与联合版刊行纸荒是战时报业的共同威胁，为求生存，各报往往能够超越派别与利益之争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纸张拆借时有发生。《新华日报》经理人张瑾汀曾回忆，抗战初期《中央日报》“存纸用尽，无法出报”，急向各报求援。但当时在渝各报大多库存无多“自身难保”。无奈之下《中央日报》经理张明炜只得向《新华日报》借纸。尽管两报是“立场不同，矛盾很大的机关”，但是“为了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新华日报》不计利害，解囊相助，“一张不少立刻借纸四十令，解了《中央日报》的燃眉之急”。[3](P.71)为此，《中央日报》亦将当时国内仅有的一套标题大字铜模，“两两相抵”回借《新华日报》使用。此后，《新华日报》的版面上也有了“各种漂亮的标题字摆上去”，“不但文章内容好，版面形式也是焕然美观，吸引读者的兴趣”，实现了双赢。在互借之外，如遇纸荒的极端状态，中国报界亦能深度合作发行“联合版”共同进退。1939年5月3、4两日，日军轰炸重庆致使“西南、中央、新华”等数家日报纸张供应断绝。当时重庆各报日消耗纸张约“八九百令”，报业支出“纸为最巨”。由于纸张匮乏，筹措乏术，各报“往往奔走数月，仅能苟延残数日”。为解决纸荒，重庆各报被迫发行“联合版”，前后历时3个月零7天，“十家大报同舟共济，以百折不挠之精神，开报史一新记录”。[38]联合版的成功，为报界应对纸荒提供了成功范例。此后有人建议，既然“纸张来源如此竭蹶”与其“眼看着大家停刊”，不如让“立场差不多，经济情形大致相同的报纸联合起来”，[39]倡议将联合版作为报业发行常态，此举措和建议为日后报界应对纸荒危机广泛采用。(四)报业重视纸张的囤积与节用战时纸荒的频发，使得中国报业在日常经营中更为注重对纸张的囤积与储备，并想方设法尽量减少纸张消耗。《新华日报》经理人熊瑾汀将“纸张之购备”，视为报业经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说，“一个报馆，如果没有足够的纸张以供印刷，以广发行，那么虽有正确的好文章，很多的好消息也是空的。所以采购纸张，是每个报馆的一种中心工作”。该报极为重视纸张储备，曾派专人奔赴川渝周边地区考察联络，通过参股资助，合作建厂的方式先后兴办正大、正升等纸号，存储了大量纸张，保障了该报战时的稳定发行。无独有偶，重庆《大公报》也同样注重纸张储备，战时《大公报》日发行量曾达十万份，为保障纸张供应，该报常年储备足够维持半年使用的纸张。为此，经理曹谷冰“经常向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各银行接洽短期借款”，“购储纸张”，当时重庆金融借款3个月的利息通常为21%～24%，而同期纸张价格涨幅超过50%。纸价的骤变，使重庆各报联合会被迫“每年调整报价数次”。“大公报馆一面用早期购存的纸张油墨印报，一面按新的报价收费，如此循环往复，几年之间，财富大有积累。”[40](P.8)据报道，抗战时期大后方报业“油墨等印刷材料极度缺乏，白报纸无论卷筒平板皆无购处”，当时“扫荡，大公，时事，新蜀，新民，国民，大江”等报纸都是“用着旧存的纸”[19]抗击纸荒。可见在抗战纸荒困厄中，报界储存纸张以备纸荒之用，是战时报业经营的常态与必要之举。纸荒肆虐中，新闻界在努力开源的同时还倡导力行节约用纸。战前中国新闻业因纸量供应充裕，报馆编辑往往不管其重要如何……编排的格式并没有什么变化”，给读者以版式“呆板”之感。战时纸张缺乏，中国内地报纸大多采取“减少报纸篇幅，采精编主义，撷取新闻要点，去伪存菁，避免新闻之重复，缩小广告面”，“题目的大小完全依新闻的重要性而变化”，同时由于版面缩小更加注重报纸内容的“精编选择，不轻易浪费篇幅”，报纸风格“从浮华到朴质”[41]与战前相比为之一变。结语如报人所言，抗战时期“我国纸张供应之困难，盖为不可讳之事实，亦为战时必有现象”。[21]国难初期，中国新闻业“辗转迁播”，报业运营所需的“机器、设备及图书、资料，多半仍在沦陷区，以至各报设备都极简陋”，纸荒是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业的物质匮乏与困厄的体现，是中国报业艰苦境遇的一个缩影。“对于非常时期之报纸问题”，中国新闻界迎难而上“或主屯购储备，以防断绝，或主缩短篇幅，节省纸张”。在绝境中寻找出路，有效抵御了纸荒给战时中国报业经营带来的冲击与破坏。战时中国新闻业对纸荒困厄的成功应对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极端状态中，中国近代报业存在和成长具有极强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自力更生应对内忧外患的挑战，不断增强新闻救亡的底气与责任。中国报界抗击纸荒的同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把抗战宣传战的基础建立起来”，“一面激发同胞敌忾之心，一面对敌伪作口诛笔伐的工作”，战时报业出版“八年来并没有一日中断”，这是报人救国的实践，更成为“民族不可征服性的表现。”[42]参考文献：[1]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3.[2]杜时化.怎样解决纸荒[N].力报，1939-09-11.[3]谭天萍.怎样解决严重的纸荒[N].力报，1937-07-27.[4]青海民国日报.纸弹歼敌——纪念九一记者节[N].青海民国日报，1941-09-01.[5]申报.华侨在沪设厂造纸[N].申报，1939-10-13.[6]陶亢德.关于文化用纸问题[N].申报，1943-03-27.[7]申报.平津纸荒[N].申报，1936-12-12.[8]纸价飞涨：产业落后中国，誓将大闹纸荒[N].益世报，1931-02-25.[9]如何救济纸荒[J].益华报，1938(10).[10]申报(汉口版).增强汉市经济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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